“周总理来了，请您慢些走。”——1974年2月，北京医院静悄悄，守在病房门口的医生轻声提示。傅作义抬了抬手，示意不用搀扶。病榻旁，周恩来俯下身子，嗓音一如往日清晰而低沉：“主席说，你是对人民有大功的人，该给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。”这句话飘在空气里，显得格外沉甸甸。

病房里没有多余寒暄。总理带来的，除了慰问，还有一句问候：“前线旧事，你还记得吗？”傅作义点点头，眼神却越过窗外，仿佛要把几十年的尘封往事重新排成队伍。窗外初春的阳光照在病房玻璃上，闪动几下，就把记忆拉回二十五年前的北平。

1949年1月的北平，比同季节任何一年都冷。四野的炮兵阵地已经推到西郊，坚冰似的炮击声让城墙微微震动。北平城里，傅作义常把地图摊开在书桌上，反复琢磨：守、退还是谈？蒋介石催他空运要员南下，他却暗中递出字条，联络解放军前线，希望在飞机到达那一刻，用一阵炮火为谈判添砝码。外间只道他犹豫，实际上他已给自己留了唯一的出口——和平。

如果时间再拨回两个月，局势看似另一番景象。1948年11月，蒋介石穿黑斗篷飞抵北平，一脚踏下舷梯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林彪进关得等春化冻，你我至少还有四个月。”蒋的判断建立在传统军训周期上，却忽视了解放军可以穿越冻结的滦河草原。傅作义当场附和，一面却暗自盘算：真等到冰雪消融，他的五十五万兵力恐怕已被包围得更紧。对于一个自称“以守城起家”的将领来说，这种被动令他夜不能寐。

东北野战军确实没按常理出牌。毛泽东在延安连续拍电报给“林罗刘”，不断把“提前入关”三个字往前推。林彪在长春还在清点缴获，接电后只说一句：“遵令，二十二日拔营。”就这样，十余个纵队像钉子一样钉向北宁线，傅作义最倚重的唐山、天津被钳住退路。消息传到北平城内，城头的探照灯一夜没熄，守军情报参谋却只有一句报告：“敌军行程，比估计快一倍。”傅作义沉默良久，对心腹低声道：“如果真打到最后一颗子弹，北平会是一座焦土。”

说到这里，周恩来轻轻敲了敲床沿，似是提醒他保存体力。傅作义一笑，摆摆手：“老首长，我这把骨头还能撑住，再聊几句。”

谈北平就不能不提绥远。那片黄河弯道上，1930年代的傅作义用人马修渠，从狼山脚下一渠开到乌兰布和沙漠边缘。内蒙古老人记得一句顺口溜：“水到渠成菜到家，老傅种出了塞上江南。”抗战爆发，他在大青山前线扔下“只要一息尚存，与日寇血战到底”的宣言；太原巷战，他把晋军残部一寸一寸往外拖，把撤退口子留给别的友军。有人统计过，他的三十五军在太原守城不到半月，官兵减员近半。这样的抽筋鏖战，奠定了他“善守”的名声，也让他学会了另一手：在看似绝境时留一条生路。

五原大捷后，重庆曾把“国光勋章”直接送到他面前，他却拒绝，说“功是全体官兵的，个人不领勋奖”。这话听来冠冕，可在当时的国民党体系里，能把最高荣誉推回去，本身就是一种警示。傅作义对蒋介石的猜疑也从那时起越积越厚；到了1948年，蒋要他“必要时东南偏安”，他心中早有结论：那是一条没有尽头的暗道。

时间再回到病房。周恩来见他略显疲惫，便把话题轻轻往后放：“共和国成立后，你总说自己只是个工程兵，干水利是本行。”傅作义点头，抬手做了一个测量的姿势：“治河、治渠、治坝，有公式可套；治乱，则得凭一念。”1950年代他主持的治理永定河、修建官厅水库，确是凭工程预算，也凭那“一念”。水利部会议上，他常用晋语口音嘱咐年轻工程师：“图纸上多画一条线，现场就少走几千人力。”底下人暗暗称他“老傅度量精”。

对话到此为止。周恩来起身道别，“好好休息。”傅作义却突然说道：“总理，我给国家做的事，不及北平那一次。”周恩来转身微微颔首：“不管多少次，那一次足够镌刻史册。”

1974年4月19日凌晨，病房灯光未灭，医师记录“心跳停止时间：01：07”。通报很短，却被中央领导加了一句：“人民政府失去了一位功臣。”四天后，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布幔低垂，叶剑英主持追悼会，悼词里三次出现“和平解放北平”，一次出现“塞上江南”，一次引用了毛泽东那句“天坛一样大的奖章”。

有人说傅作义的一生，是一部从“军阀”到“共和”的变奏曲；也有人说，他只是不愿再让城市成为战场的老将。究竟哪种说法更贴近真相，已无从考证。可以确认的只有一点：那年北平没有化作焦土，金碧辉煌的天坛仍在，成千上万的人家得以在岁末继续生火做饭——这，就是那枚“天坛一样大的奖章”的全部含义与分量。